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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虽然安琪拉已经向母亲出柜，但梅总是喜欢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她们感情中的私密细节——在安琪拉看来，这是一种表演式的行为，远不能替代真正的支持——这也让安琪拉心中积压着源源不断却无法表达的愤怒。尽管融入了当代语境，安德鲁·安的版本依旧保留了李安原作那种家庭核心张力。就像当年的伟同与父母一样，安琪拉和母亲的关系因为那些她渴望诉说却无法开口的话语而紧绷，她的沉默姿态也影响到其他重要关系。李的试管婴儿疗程失败后，两人在车里争吵接下来该怎么办：李不愿再贷款，建议可以先存钱，让年纪较轻的安琪拉来怀孕。李恳切地说：「我不是你妈。」她鼓励安琪拉把不满说出来，而不是一味压抑，「不要总是憋着！」她们的争论很快被另一场争吵打断：安琪拉大学时期的挚友克里斯（杨伯文饰）拒绝了男友敏（韩基灿饰）的求婚，理由是这场求婚不过是为了获得绿卡。而随着学生签证即将到期，敏不得不回韩国，继承家族的跨国企业。

　　和李安的版本一样，安德鲁·安笔下的人物以逃避的姿态推动剧情发展，而随着他们竭力回避正面冲突，故事的荒诞感也不断加深。安琪拉和克里斯因共同的表达困境而结成同盟，他们一次次选择出去喝酒，以逃避家中的难题；某次回来时，他们发现伴侣们竟拟定了一个计划：敏将资助李的试管婴儿疗程，条件是与安琪拉进行一场「策略婚姻」，让他得以留在美国；另一次，他们在醉酒之后竟然醒来时发现同床而眠，因一夜荒唐而陷入惊恐——安琪拉也因此意外怀孕。当混乱在这四人之间像乒乓球一样来回反弹时，安将原作的「错误喜剧」转化为一出轻巧的群像闹剧。在媒体的宣传材料中，同时担任两版影片制片人与编剧的詹姆斯·夏慕斯将其归入了《淑女伊芙》（1941）、《费城故事》（1940) 等「再婚喜剧」的传统中。

　　神经喜剧（Screwball Comedy）中的「Screwball」一词源自棒球，指的是一种出乎意料、轨迹怪异的投球方式。但正如学者格雷瓜尔·哈布特在《好莱坞神经喜剧1934-1945》（2022）中指出的那样，这一类型也同样衍生自另一项美国的基础性的「国民消遣」——对幸福的追求。神经喜剧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，正值社会经济剧烈动荡的时期，「人们对精英和体制的信心正在流失」，许多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追求幸福的方式。哈布特写道：「如果繁荣（如今已岌岌可危）曾经是个人福祉的保证，那么这种希望已变得渺茫。解决之道或许不在于集体行动的幻象，而是退回到婚姻家庭这种私人空间。」不过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「婚姻家庭」本身也已亟待修正：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，发生婚外性行为，并使用避孕措施。

　　电影对这些社会状况的回应受到《海斯法典》的制约——美国电影协会自1934年起开始严格执行该法典。结果，影片中的对话在实践层面与思想层面都产生了独特的演变：角色们通过隐晦的暗示与肢体动作来表达欲望，在规避审查的同时，也在字面意义上重新阐述了新的婚姻规范。由此衍生出的类型之一便是「再婚喜剧」。斯坦利·卡维尔在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《追求幸福》（1981）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，并将其定义为两性之间为「相互自由」而展开的斗争。按照这一逻辑，现代爱情已不再由星象或社会条件决定，而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能有效沟通，能否通过「对话」来「解决问题」（即便，甚至尤其是在他们先前已经分开的情况下）。而当他们试图绕开这种必要的交流时，种种荒唐情节便接踵而来，比如假结婚、意外怀孕等等。因此，神经喜剧背后隐含着一种既进步又循环往复的哲学：一方面它使爱情更加民主化，另一方面又把婚姻确立为最终目标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它确认了一种深具美国特色的婚姻模式——婚姻是一种爱的劳动，或者说，是一份「工作」。

　　这种观念体现在对「绿卡婚姻」的假设上：它被视为一种「策略婚姻」，意味着某种利益被抽离出来，而无需承担维系婚姻的全部义务。彼得·威尔的《绿卡》（1990）正是如此：布朗蒂（安迪·麦克道威尔饰），一名在曼哈顿从事园艺工作的女性，为了获得梦想中的公寓而与一个陌生人（热拉尔·德帕迪约饰）结婚——这名法国移民的签证即将到期。合作公寓董事会要求房屋必须由已婚夫妇居住，原因是公寓附带的宽敞温室此前被前任租客忽视，而那位租客显然是个单身人士，布朗蒂则对此温室心驰神往。在公寓之外，纽约这座城市正日益多元化；而楼内却由一个年长的、全白人的董事会把持。他们只是在确认布朗蒂的丈夫「去了非洲」，但并非「非洲裔」，之后才将钥匙交到她手中。大楼的门卫则注意到布朗蒂的信件依旧用的是娘家姓，讥讽地问道：「这是『女权那一套』吗？」随后他补充说：「要说我是老古董也行，但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问题，你懂吧。家庭都要被冲进马桶里了。」

　　夫妻俩各自过着表面上轻松自在的分离生活：乔治住在市区，并在一家名为「万国」的多元文化餐馆当服务员；而布朗蒂则风轻云淡地进行她的「妻子角色扮演」——在下东区的社区花园做志愿者时会摘下婚戒，晚上回到上城自己的温室时再戴上。然而，当两名联邦探员开始调查时，乔治不得不回到她的生活中，并坐在她花卉图案的安妮女王风格沙发上，两人一起上演浪漫恩爱的戏码——而这种表演最终演变成真实的感情。移民面试失败后，乔治被驱逐出境，布朗蒂重新戴上他们的婚戒，借此证明彼此的情感。但这种悲剧感又因更宏大的背景而变得复杂：布朗蒂实际上是卷入并受益于一个制度之中——即便她因两人的分离而心碎，她也仍然享受其中的好处。无论是合作公寓董事会，还是联邦政府，婚姻与核心家庭制度，以及公民身份与私人财产，共同决定了谁的生活被认定为「有生产力」，从而「对国家有价值」，进而决定谁有权利生活与留下——谁拥有「家」的权利。作为一名房产拥有者、妻子和美国公民，布朗特在这个体系中处于有利地位，而代价则是乔治这样的外国人——没有资产，也没有保障。尽管在乔治被驱逐时，她感受到了这种制度的不公，但也正是这种制度为她的私人温室——以及她的特权——提供了可能。

　　在这种脉络下，「绿卡婚姻喜剧」揭示了（即便有时是无意间的）制度化婚姻背后的根本保守性。获取绿卡的过程与婚姻程序相互配合，共同强化了传统的权力关系。例如在《假结婚》（2009）中，玛格丽特（桑德拉·布洛克饰），一名在曼哈顿出版社工作的加拿大籍编辑，因为工作签证被拒而威胁助手安德鲁（瑞安·雷诺兹饰）和自己结婚。安德鲁察觉到机会，于是要求她承诺升职作为交换条件。为了敲定这笔「交易」，他还强迫她在热闹的街头单膝下跪「求婚」，一边欣赏她穿着铅笔裙时的窘迫神情。在一名联邦探员密切关注他们案子的背景下，两人飞往安德鲁在阿拉斯加的老家，举办订婚庆祝派对。在那里，玛格丽特表现得格外吃力——拖着行李走过石子路、上船、勉强吞下海鲜——而安德鲁拒绝伸手相助，还向家人解释说是她坚持要独立完成一切。「她就是那种人，」他艰难地解释道，「她是个女权主义者。」与此同时，安德鲁的母亲为了让玛格丽特有家的感觉，特意端上了一盘刚出炉的肉桂卷当早餐，尽管两人再三要求她不要费心。「你现在是家里人了，」她对玛格丽特说，「一点都不麻烦。」她轻描淡写地把家务活美化为爱的表达。之后，玛格丽特戏谑地模仿传统的女性形象，把一块肉桂卷递给安德鲁，打趣自己是他的「小贤妻」。然而在说出口的那一刻，她却惊觉自己已经不可思议地对他动了真情，这句话可能比她想象的更为真诚。

　　在《阿诺拉》（2024）中也有类似的一句台词。俄罗斯富商的儿子伊万（马克·艾德尔斯坦饰）在曼哈顿一家绅士俱乐部里遇见了自信满满的脱衣舞娘安妮（麦琪·麦迪森饰），并付钱让她暂时充当自己的女友。两人沉浸在一周的、毒品和电子游戏之后，乘坐他家的私人飞机前往拉斯维加斯。在那里，伊万向安妮求婚，以便自己能继续留在美国。「你是想让我当你的娇妻吗？」安妮回应道，原本讽刺的语气逐渐转化为一种真切的希望与渴望。两人手牵手冲向白色的小教堂，随后又走上拉斯维加斯大道。在无休止闪烁的霓虹和LED烟花下，安妮放声尖叫：「伊万，你是美国人啦！我们结婚了！」然而这份婚姻的幸福转瞬即逝：回到纽约后，伊万的父母派打手强行要求婚姻无效，他自己也仓皇逃离，只留下安妮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。

　　《阿诺拉》最终让这位「灰姑娘」回到布莱顿海滩高架铁轨下的公寓，清醒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：即便是像安妮这样聪明的女性，若选择相信「从贫贱到富贵」的童话，也要付出代价。作为贫穷的性工作者，她的处境并未因成为伊万的妻子而得到保护，反而被进一步放大了。相比之下，《假结婚》中的玛格丽特在经济上要更有保障，但影片同样展示了婚姻如何不是强化，而是削弱了职业女性的力量。在向安德鲁的家人坦白这段「安排」后，玛格丽特回到纽约办公室等待被遣返。然而安德鲁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感情，这一次决定「来真的」，向她求婚。「你不是应该单膝下跪之类的吗？」玛格丽特打趣道，但他双脚却牢牢站着不动。就在两人亲吻之际，一位男性同事大喊：「安德鲁，给她点颜色看看！」这一幕把故事重新拉回童话般的闭合循环，同时也成了安德鲁在职场的复仇幻想——他终于能以丈夫的身份「压过」玛格丽特。于是，影片无意间与《阿诺拉》形成了呼应：玛格丽特也被迫走上与安妮相似的轨迹——尽管她的「堕落」不那么戏剧化——作为通往「幸福结局」的必经之路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《阿诺拉》所揭示的残酷真相。

　　如果安妮和玛格丽特都无法成功追逐「美国梦」，那么又会是谁呢？在布鲁斯与诺曼·米本本兄弟的《绿卡：一段美国式浪漫》（1982）中，日本艺术家澄江（信原澄江饰）在洛杉矶求学，她自以为通过向兼职情人杰伊（杰伊·斯特拉瑟斯饰）求婚，便能拯救自己，不必回到家乡继续那种传统的家庭生活。「我想留下来，」她恳求道，「我爱美国！」对此，杰伊回应说：「也许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你是在和美国结婚。」他们选择在7月4日结婚，象征意味十足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当他们把婚姻中的所有理想化原型都拉伸到最乐观、最「美国式」的极限后，澄江的日子却变成了一个人呆在厨房里做饭、等待杰伊回家；在扮演那个她以为早已摆脱的角色时，她的事业与朋友都被忽视了，自己成了五十年代家庭主妇的夸张翻版。和《阿诺拉》以及《假结婚》一样，《绿卡》里所谓的「美式浪漫」并不在于主人公之间的爱情，而在于和「美国梦」的结合。如果说这种神话宣称只要努力工作，任何人都能获得幸福，那么它同时也规定了女性的「工作」就是扮演「贤妻」或「小娇妻」的角色。

　　在所有亲密关系中——尤其是在异性婚姻里——浪漫与报酬（或利益）之间的界限总有模糊不清的时候。这种暧昧在席琳·宋的《过往人生》（2023）中得到了凸显。诺拉（格蕾塔·李饰）和丈夫亚瑟（约翰·马加罗饰）住在纽约，他们迎来了诺拉童年时在首尔认识的旧日心上人海成（刘台午饰）的来访。诺拉和海成在她随家人移民后失去联系，但十多年后，他们通过Facebook再度重逢。诺拉与亚瑟是在一次艺术家驻留项目中相识的，当时两人都恰好单身并生活在纽约；为了节省房租，他们搬到一起，后来又结婚，好让诺拉获得绿卡。亚瑟对此感到意兴阑珊，他回想起诺拉和海成尽管隔着距离与时差，仍然努力保持联系的经历，不禁感叹自己与诺拉的故事缺乏浪漫色彩。「如果在驻留时你遇到的是别人，」他问道，「一个同样来自纽约的作家，也读过你读过的书，还能给你写的戏剧提供有用的意见……那和你躺在一起的会不会是另一个人？」亚瑟并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直白，但他的疑问似乎是：他们的婚姻，究竟是不是一种策略婚姻？